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Bert Hofman)表示，从长期来看，全球变暖可能带来沿北线的新的贸易路线，其影响可能是亚欧贸易流改变、欧洲地区内贸易转移、北极货运交通增多以及苏伊士运河货运量大幅下降。

郝福满是近日杭州举办的“2017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他指出，全球物流业有三大推动力，即经济学、技术和政策。当今最大的政策挑战或许是全球变暖。

与此同时，在上升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况下，一些国家对全球化给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担忧日增。郝福满指出，贸易政策可能颠覆全球化的效益，乃至全球贸易和物流业的未来。

平均物流成本持续下降

郝福满指出，物流成本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物流是收入和就业的来源，是我们都从中受益的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必要环节。

另一方面，供应链中发生的许多成本又是不必要的：交通拥堵、港口拥堵或交通转驳效率低造成的时间损失;由于供应链效率低物资储存时间长而产生的资金成本;包括检查费、关税和贿赂在内的边境成本;以及承运人卸载后空箱或空船返回原出发地的成本。

哥斯达黎加种菠萝的贫困农民在圣卢西亚卖一个菠萝只能赚10分钱，60%的成本被各种物流环节所吸收。他表示，如果能够降低物流成本，农民就能得到更多的盈利，消费者也能得益于低价格，物流业能够提高工资，而市场扩大无疑也能带来菠萝产量的增加。

“从我们掌握的稀缺数据来看，平均物流成本占GDP的比例在13%左右。在效率最高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荷兰，物流成本占比在8%左右。” 郝福满表示，而在效率最低的国家，物流成本可高达25%。

郝福满强调称，4、5年前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物流成本在16%~18%;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物流成本低于15%，同时，这一数据会持续下降。

与此同时，衡量物流外包部分的指数显示，第三方物流是效率最高的方式。但是政策、法律环境和风险起了阻碍作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全球物流业来三大动力

中国现在是全球贸易的中心，这也意味着是全球物流的中心。世界最大的15个港口有10个在中国，上海港名列前茅。郝福满表示，本世纪最大的经济趋势是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或者如有些人所说，亚洲重振辉煌再度成为全球经济的龙头。

作为消费主力的中产阶层在这些国家快速崛起，仅在中国就有3亿人，在印度、印尼、越南和孟加拉人数也在快速增加。郝福满指出，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大量世界制造业产品的原产地和目的地市场;同时这意味着对地区内基础设施、交通、旅行和物流的需求增大。

货运强度将随着亚洲向更高价值的货物制造转移而降低，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南亚转移，但随着时间推移肯定会向非洲转移，人口结构变化成为非洲大陆的优势。

互联网释放出电子商务，这是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影响因素。目前电子商务仅占中国零售业总额的20%左右，在美国占比不到10%，在欧洲甚至更低。

此外，除生产的全球供应链之外，面向消费者的国际电子商务尚未起步，受到国家法规、繁琐的边境手续和低效的邮政服务的束缚。

郝福满表示，对信息技术的各种可能性利用才刚刚开始：自动货车最早可能会在2020年代上路，给货车与火车运输带来显著变化。无人机或自动运货车可能会很快联通最后一公里。沿供应链的仓库可能会使用机器人而不是雇用工人。

同时，大数据正在成为分析预测的工具，能够实现供应链和绩效监测的效率提升。它会影响定价策略，促进路线和时间安排、客户信息、隐私与安全保护实现最优化。郝福满表示，到2025年，3D打印机将能从各种不同材质打印出复杂的产品，在世界任何地方：如果3D打印技术能在比目前的生产基地更接近市场的地点大规模使用，对互联互通的需求将会显著降低。

而在政策方面，当今最大的政策挑战或许是全球变暖。郝福满表示，这将推升对绿色物流的需求，通过对污染物流征税，或者通过规定排放上限和排放交易限制排污。这将导致运输模式向绿色解决方案或多式联运解决方案转型。公路运输将继续发挥主要作用，特别是在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但车辆将会更加清洁，船舶和飞机也一样。

与此同时，从长期来看，全球变暖可能带来沿北线的新的贸易路线，其影响可能是亚欧贸易流改变、欧洲地区内贸易转移、北极货运交通增多和苏伊士运河货运量大幅下降。郝福满表示，不断上升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所带来的挑战将令国内的利益将继续与全球一体化的力量产生冲突和竞争。因此，贸易政策可能颠覆全球化的效益，乃至全球贸易和物流业的未来。

“我能想象，从现在起10~15年以后，我在纽约遇到一个生产厂商，在签订合同后，我指令我的虚拟助手在一艘即将从中国离港的太阳能发电的共用船舶上预订空间。这艘船将走北线，在全自动化的鹿特丹港卸货，装上自动货车，然后由机器人卸货再装上送货无人机，直接给阿姆斯特丹的客户送货上门。” 郝福满表示，“换言之，我能想象未来的物流业同今天的物流业截然不同。